國內外數字經濟測度指標體系研究綜述

2019-08-22 15:10 來源: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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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回顧數字經濟的理論體系和測度方法的相關研究,對比評述了國際和國內12個數字經濟相關指標體系的優缺點以及參考價值,并給出了中國用對比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指標體系;數字經濟指數;互聯網+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794(2018)11-0052-07

  DOI: 10.13778/j.cnki.11-3705/c.2018.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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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數字經濟的發展形勢及測度需求

  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以數字化生產力為主要標識的新的歷史階段。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化與經濟社會各層面深度融合,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引領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影響國際競爭格局的核心力量,不斷為全球經濟復蘇和社會進步注入新的活力。G20(2016)認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①。

  鑒于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并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衡量數字經濟的影響對于理解整體經濟形勢十分重要(BEA,2018)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五屆“衡量數字經濟”統計論壇指出在GDP緩慢增長的大背景下,現有宏觀統計已經無法完全捕捉數字和被數字化提升的產品與活動所帶來的增加值(IMF,2017)③。但由于數字經濟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涉及領域跨越行業和地域限制,與傳統經濟的統計口徑、產業分類體系具有一定交叉性,很難準確測量數字經濟的體量和影響,這也進一步制約了對宏觀形勢的總體把握和相關政策制訂。因此,急需加快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科學的評價和測度,客觀反映出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目前學界和政府部門對數字經濟的測度一般分兩類:一是直接法,即在界定范圍之下,統計或估算出一定區域內數字經濟的規模體量(DEBA,2018④;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⑤);二是對比法,即基于多個維度的指標,對不同地區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對比,得到數字經濟或具體領域發展的相對情況(OECD,2017;ITU,2015⑥等)。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前期研究,本文主要關注后者,并參考歐盟、美國商務部、國際電信聯盟、世界經濟論壇、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以及中國信通院、賽迪顧問、上海社科院等國內機構發布的12個有較高相關性的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其中,美國商務部的是指導性文件,OECD的衡量數字經濟為形成最終總指數),并將其優缺點和可借鑒的經驗進行點評,為建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提供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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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際數字經濟相關指數的指標體系述評

  (一)歐盟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DESI)

  歐盟歷來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與統計,從2014年起發布了《歐盟數字經濟與社會報告(Digital Economy & Society in the EU)》和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簡稱DESI)。DESI是刻畫歐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程度的合成指數,該指數由歐盟根據各國寬帶接入、人力資本、互聯網應用、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化公共服務程度等5個主要方面的31項二級指標計算得出。該指標的合成方法參照了OECD 《建立復合指數:方法論與用戶說明手冊》,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科學性和可延續性。并且,該指數兼顧數字經濟對社會的影響,是探析歐盟成員國數字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相互比較、總結發展經驗的重要窗口。該指標體系的另一大優勢是,大部分指標數據來源于歐盟家庭ICT調查、企業ICT調查等專項統計調查,具有充分的研究積累和數據支撐。該指數框架設計以及調查數據采集工作機制的經驗可供參考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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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國商務部關于數字經濟評測建議

 

  2016年,美國商務部數字經濟咨詢委員會(DEBA)《數字經濟委員會第一份報告》中,提議衡量數字化對經濟指標(如GDP、生產力水平)的影響、數字化對跨行業的擴展作用,并提出衡量數字經濟的4部分框架:一是各經濟領域的數字化程度,如企業、行業和家庭等;二是經濟活動和產出中數字化的影響,如搜索成本、消費者剩余和供應鏈效率等;三是實際GDP和生產率等經濟指標的復合影響;四是監測新出現的數字化領域。報告中首次估算出美國數字經濟的規模。2016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1.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總量(18萬億美元)的6.5%。

  美國商務部(BEA,2018)提出數字經濟估算的3個步驟:一是建立對數字經濟概念性的解釋;二是在供給—使用的框架下,確認哪些貨物和服務是和衡量數字經濟相關的;三是利用供 給—使用框架,識別出生產貨物和服務的相關行業,并估算相關經濟活動中的產出、增加值、雇傭情況、補貼以及其他因素。 

  美國商務部現有的數字經濟測度方式更多是直接法,即通過對美國數字經濟范圍的界定、分析數字化對經濟的影響路徑來測算數字經濟的規模、影響。由于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較早,相關的政策研究將近20年,理論體系相對成熟,依然值得我國參考借鑒。

  (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衡量數字經濟指標建議

  作為對數字經濟研究起步較早的機構,經合組織官方出版物《互聯網經濟展望(Internet Economy Outlook)》(2017年更名為《數字經濟展望(Digital Economy Outlook)》)、《衡量數字經 濟——一個新的視角》對于數字經濟有長期的跟蹤和前瞻研究。OECD對數字經濟的測度是兩種方法兼顧,《衡量數字經濟》中主要采用了對比法,構建的數字經濟指標體系涵蓋具有國際可比較性的38個指標(如表3),但是并未選取固定的樣本國家進行全面的數據采集,也沒有匯集成總的指標,并未對世界各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情況作出對比和評價。但它詳細羅列的數字經濟的關鍵領域和采分點可供參考。

  在理念層面,OECD也從直接法的角度對數字經濟進行了前期研究,提出建立新的測量標準應重點關注的6大領域:一是提高對ICT投資及其與宏觀經濟表現之間關系的度量能力;二是定義和度量數字經濟的技能需求;三是制定度量安全、隱私和消費者保護的相關指標;四是提高對ICT社會目標及數字經濟對社會影響力的度量能力;五是通過建立綜合性和高質量的數據基礎設施來提高度量能力;六是構建一個可將互聯網作為數據源使用的統計質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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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界經濟論壇(WEF)網絡準備度指數(NRI)

  世界經濟論壇(WEF)從2002年開始發布網絡準備度指數(NRI),重點分析全球信息化領先國家和地區的排名、主要經驗和做法,NRI在信息化領域的國際測評中具有相當的權威性。雖然三級指標較多(有53個),但是一、二級指標非常簡潔、科學。在動力機制方面,NRI認為信息化準備度、應用情況以及大環境共同構成發展的驅動力,并產生經濟和社會影響。相比其他指數,NRI重點關注信息技術領域,但是信息化能力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前置條件,因此它在信息化領域選取的指標、對經濟的影響機制都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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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ICT發展指數(IDI)

  1995年至今,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已發布第9版《衡量信息社會報告》和ICT發展指數(IDI),有長期的研究積淀和專業性,2017年的測評對象包括世界176個經濟體,為各國政府和各部門廣泛采用。IDI針對ICT接入、使用和技能設立了11項指標,可對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段進行比較。IDI雖然對經濟相關的內容測量較少,但是對信息通信技術相關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應用、人力資本情況都有全面的衡量,對于我國數字經濟的測評中衡量信息技術方面的產業定位、指標選取乃至參考值設立都有很強的經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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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內數字經濟相關指數的指標體系述評

  (一)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字經濟指數(DEI)

  2017年7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中采用了直接法,對中國數字經濟的總量進行估算,并用對比法提出數字經濟指數(DEI),觀測全國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本文重點關注DEI的構建。與其他同類型指數有較大差異的是,DEI為景氣指數,包括先行指數、一致指數和滯后指數3類,可以通過與基期對比,反映不同期的經濟景氣狀態。這一指數相比其他指數的優點在于,充分考慮了數字經濟發展所必要的基礎條件、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以及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并且選取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色的指標,是一個相對而言大而全的指數,但是缺點是理論框架不夠完善,指標之間的邏輯聯系和科學依據不是很清晰,有些指標是當下的熱點,但是不一定有長期觀測的可持續性和代表性。

  (二)賽迪顧問中國數字經濟指數(DEDI)

  2017年11月,賽迪顧問發布《2017中國數字經濟指數(DEDI)》白皮書,報告在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演變和特點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將數字經濟劃分為基礎型、資源型、技術型、融合型和服務型,對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域進行測算。DEDI兼顧了全國各省的測評和5個維度數字經濟分指數的評估,并運用了互聯網企業的用戶數據,反映數字經濟在服務領域的滲透情況,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是數據來源不一定穩定、無法國際可比也是這類指標的共性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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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海社科院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指數

  《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指數(2017)》于2017年12月首次發布,報告將數字經濟分為主體產業部分和融合應用部分。該指數主要采用對比法,通過大規模采集和分析全球120多個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數據,形成綜合性及多維度的評價。該指數構建了由數字設施、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治理等4個維度構成的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分析模型,其中數字經濟設施、數字產業和數字創新是一國數字經濟競爭力的三大支柱,數字治理則是這一體系健康運行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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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其他指標體系,競爭力指數強化了治理的作用,在操作層面,選取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等統計和調查數據作為來源,考察政府服務、數據開放等水平,在數字治理層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完備性,對于我國建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上述數據來源報告發布不一定穩定,不同國家缺失項不一,測算過程容易受制于人。而且許多指標對于國家而言有測算的價值,如果是對省市的評估,則差異不一定顯著。

  (四)騰訊“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

  2015年起,騰訊聯合京東、滴滴等機構統計了涵蓋騰訊的微信、支付、城市服務、眾創空間等10余個核心平臺的全樣本數據,以及京東、滴滴、攜程等企業的行業數據構建了中國“互聯網+”數字指數。該指數采用對比法,下設基礎、產業、創新創業、智慧民生4個分指數,共涵蓋14個一級指標、135個二級指標,內容涉及社交、新聞、視頻、云計算、三次產業的17個主要子行業、基于移動互聯的創新創業、智慧民生等,直觀反映“互聯網+”數字經濟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51個城市的落地情況。這些互聯網企業數據資源豐富,一手數據可以動態更新,這是互聯網企業牽頭制訂指數的核心優勢。而且相關企業業務覆蓋范圍廣泛,行業滲透率高,能夠較為精準、及時反映出市場的活力和數字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但是缺點在于,數據往往受限于相關企業的市場份額和業務類型,是否能夠代表數字經濟的整體水平有待商榷,而且對于宏觀層面如信息基礎設施以及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等內容幾乎沒有涉及。

  (五)財新等中國數字經濟指數(CDEI)

  2017年5月財新智庫等機構發布中國數字經濟指數(China Digital Economy Index,簡稱CDEI)。CDEI采用對比法,主要關注數字經濟對整個社會效率提升的能力,包括生產能力、融合程度、數溢出能力、全社會利用能力4個部分。CDEI作為媒體發起的指標體系,與騰訊的“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都具有創新性強、亮點突出的特點,更具備時代特征,能夠反映當下的市場活力和重點領域的發展狀況,但是指標的理工論基礎有待商榷,抓取的企業數據不一定能夠客觀反映我國數字經濟的宏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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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華三集團城市數字經濟指數(DEI)

  《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2017)》于2017年4月首次發布,是首個針對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評估體系,該指數采用對比法,結合當前熱門技術應用和城市發展狀況,從城市信息基礎、城市服務、城市治理、產業融合等角度,評估中國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首次評估覆蓋了全國40個城市。該指標的特點是與國家和地方的相關政策規劃重點結合,并考察了熱點數字化應用情況,關注技術創新在應用層面的實施成效。但是,由于我國不同區域間差異較大,城市發展特點各有不同,針對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更應該因地制宜,橫向對比的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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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蘇州數字經濟指數

  2017年12月發布的中國(蘇州)數字經濟指數發布,通過對300多個網站的268.4億條來自互聯網、政府、企業等渠道的數據分析與測算,展現了蘇州數字經濟發展狀況和變化。作為首個以城市發起的針對地方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量體系,該指數有一定的先驅性。指標體系的選取過程中,基本能夠反映數字經濟的主要特征,所選指標可獲得性強,并兼顧可擴展性,能夠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調整和完善。基于大數據進行的挖掘與分析有一定的先進性,也是統計監測的一大趨勢,但是如何對大范圍的數據進行清洗、加工和解讀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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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數字經濟測度的評析與政策建議

  國際、國內各指標體系各有所長,各具特色。國際機構的研究成果中,從數字經濟的概念界定和理論體系構建的角度,美國商務部對數字經濟的定義、理論、范圍、測量的步驟都有研究,值得參考;從指標體系構建的角度,歐盟的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最為客觀、全面,尤其是在數據獲取角度,歐盟有大量相關的調查、統計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礎,歐盟長期大范圍調查統計的工作機制值得學習;從指數設計的科學性和延續性的角度,世界經濟論壇的網絡準備度指數和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的ICT發展指數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考驗,尤其在信息基礎設施和信息產業的測算和國際比較中非常成熟。

  與國際多個指標體系相比,中國現有的指標體系有非常鮮明的特點。第一是時間新,本文涉及的7個國內數字經濟指數均首次發布于2017年,顯示出不同機構、企業和地方對國家戰略和數字經濟發展大勢的重視程度和快速反應,但也說明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測度方面的起步較晚。第二是差異性強,國際組織的測度方法相比之下都非常中規中矩,考察內容無外乎數字經濟的基礎、應用、影響等方面,而中國的7個指數則各具特色,反映出不同機構和角色對數字經濟的關注點和理念方法的差異。第三是創新應用大數據,企業主導設計的指標體系中更體現出數據來源的多樣性。

  綜上所述,為有效推進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強數字經濟測度和評估的理論研究。對于數字經濟的測度應是建立在嚴密的理論框架之下,才能有權威的政策影響力和學術價值。建議在國內外研究基礎上,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框架和測度思路。

  二是探索建立跨部門工作機制,加快開展數字經濟相關統計調查。構建跨部門、跨層級的指數研究、調查和評估工作組織,系統構建關鍵指標統計調查框架,保障一手數據、核心數據的長期采集,從而保障數據質量能反映真實水平,避免受到數據來源不穩定等因素影響。

  三是在數據質量和來源可控的前提下,創新數據來源。國內多個數字經濟指數在充分利用既有統計數據基礎上,兼顧反映市場活力的行業數據和網絡抓取的互聯網大數據,但如何兼顧指標的國際可比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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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urhone L M, Tennoe M T, Henssonow S F.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M]. Betascript Publishing, 2010.

  作者簡介:

  徐清源,女,1989年生,河南人,2014年畢業于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系,獲東亞研究學碩士學位,現為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數字經濟、互聯網與社會。

  單志廣,男,1974年生,黑龍江人,2002年畢業于北京科技大學信息工程學院獲工學博士學位,現為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智慧城市、數字經濟。

  馬潮江,男,1974年生,四川人,2004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為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處長、高級經濟師,研究方向為數字經濟、信息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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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li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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